□ 丁俊发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邓小平同志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 4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2017年5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高锋论坛”，130多个国家与地区参会，聆听推进全球化，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声音。 回顾走过的路，思考当前面临的形势，如何展开下一步的布局，去夺取新的高地，这是全国各行各业都要考虑的问题。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任重而道远。 邓小平同志创立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从“苏联模式”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宝库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流通论。最核心的是三个方面：一是计划与市场的理论，冲破了“苏联模式”的长期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利用与善于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一体化大流通。三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提高，是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必须实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制的综合改革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协调发展。 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市场化改革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中国流通体制改革与流通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苏联模式”对中国影响极大，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我们称之为“三分法”。斯大林的观点，一是突出了所有制，把所有制放在了生产关系几个方面的首位，并把它看成是可以脱离生产发展及其产品分配、交换而独立存在的自在之物。只看到所有制对分配、交换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分配、交换对所有制的反作用。 这一思想，首先使人们对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予重视，不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上把握所有制的内容，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所有制的升级上；其次，斯大林的观点否定了产品与商品交换，只承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互换劳动。所以在实践中，人们非常害怕谈及商品，反对交换，主张统购统配。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他开始认识到不能完全否定商品经济，不能否定价值规律，并提出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认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然而，斯大林的思想并不彻底，他仍然否定交换，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的流通过程，否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具有调节作用。所以斯大林代表的思想可以称为“无流通论”。 “苏联模式”是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当时，把整个国民经济置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之下，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放到重点项目上去，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其战略目标；在发生战争时，可以使整个经济迅速转移到战争轨道上去，这使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一模式有很大的弊端，它的作用与时间成反比例。但对“苏联模式”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的历史作用，更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它给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灾难。 谈到“苏联模式”，我们不能不涉及到两个人，即布哈林（1888—1938）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他们是苏俄建国初期两位权威理论家。他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尤其是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看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的影响。他们在合著的《共产主义ABC》（1919年）这部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和基本原理的小册子中，系统阐述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他们提出的中心思想，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立即实行全部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且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制度。 普列奥拉任斯基在《新经济学》（1926年）一书中认为，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关系，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计划不应当争取市场、领导市场，计划经济不是通过市场来实现，而计划应当消灭市场。计划战胜市场之日，就是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时。 他们两人的观点被斯大林确认，所以普列奥布拉斯基和布哈林的观点，事实上成了长期支配着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导思想。 苏联的“无流通论”对我国建国初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不仅完全吸收了“无流通论”的经济思想，而且将苏联高度集中，以计划分配取代商品流通的实物经济模式也全盘照搬过来。这种实为自然经济的经济理论及其管理体制对我国经济理论及经济实践发展的束缚，直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才被人们有所觉察。针对这种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商品流通的倾向，陈云同志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1958年11月24日，他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定》有一段修改：“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刘少奇同志也曾几次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对流通及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研究。 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剖析“自然经济论”的基础上，对根本否认商品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无流通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才使“无流通论”思想及其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开始有所减弱，但没有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关注“资产阶级法权”的幌子下，大做“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从而把商品流通推上了审判台。党内滋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统统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一律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乃至党内生活方面的渗透。为此强调增强产品分配比重，缩小商品交换比重，从根本上否定交换。 邓小平同志认真反思了“苏联模式”的得失，他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1979年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7年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经济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又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春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他对这个问题作了最透彻的阐述，这一次是结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最根本问题来说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还对市场和计划两种方法和利弊得失作了深刻的比较和分析，指出市场经济有利于搞活经济和发展生产力，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另一方面，只搞计划容易把经济搞死，但是计划经济也还是一个好办法，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从历史实证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阐明了市场和计划的性质，就是说，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而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一举廓清了在这个问题上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为经济改革和理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是对以往中国几十年搞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旧体制作用的总估计，是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是提出新的经济体制设想的根本出发点。这个论断不仅在改革的起步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甚至有所突出的今天，更显出其重要性。不能低估过去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不应一笔抹杀计划体制的积极作用，但只靠旧体制不能解决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它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显示出来，就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性事件，无可辩驳地从反面证明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出现这些事件的原因固然极其错综复杂，但其以中央高度集权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源。 邓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思想，不仅推动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体制改革，也推进了流通产业的发展。 早在18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商品生产迅速地发展成国际间的分工与贸易，形成了资本和生产国际化的雏形。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总结了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己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在这种形势下，生产的社会联系和协作范围必然突破国内市场的局限，导致国际分工协作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和互相依赖实质上就是因社会分工而引起的流通行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流通行为逐渐跨越国界而扩展到国外，这种趋势就是流通的国际化。流通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生产国际化和流通国际化日益加强的趋势是同时并进和互相促进的，生产国际化是流通国际化的基础，流通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流通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国际垄断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的生产专业化协作发展迅速，国际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规模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安排其产品设计并组织生产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国际流通体系，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世界生产力的水平，而且使各国各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愈来愈离不开相互间的经济联系，离不开流通国际化发展的客观环境。 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流通经济的发展趋势，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从世界范围内看是这样，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也是这样，针对当今世界经济的客观现实，邓小平同志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邓小平强调：“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实行对外开放，就必须使我国生产力发展与流通国际化趋势相结合，使生产要素加入到国际流通体系中去，从而分享国际流通的巨大利益。由此而来，“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中央领导，特别是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市场在优化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重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他们明确指出： ——中国已进入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的时期。只有现代流通方式才能带动现代化的生产，大规模的流通方式才能带动大规模生产。 ——流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现代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血脉和神经，是各种生产要素集结、整合和聚变的载体，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引导性力量。 ——没有流通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运行效率也就不可能得以提高。 ——社会主义经济要真正搞好，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只要把流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解决了，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 中国流通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回顾 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划分，建国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56—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改革开放伟大转折时期。根据这一划分，考虑到中国流通发展的实际，研究新中国流通史，可以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的流通业，计划经济时期（1953—1977）的流通业，改革开放或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8至今）的流通业三个阶段，形成了不同的流通体制与不同的流通行政管理，出现了不同的流通产业发展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2000年为中国流通体制改革与现代流通业起步阶段；2001—2010年为中国流通体制改革深化与现代流通业快速发展阶段；2011—2020年为中国流通体制改革攻坚与现代流通业转型升级阶段。 起步阶段（1978—2000年） 这一阶段的中国的流通体制改革处于摸索阶段，现代流通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大体经历了四个周期： 第一周期（1979—1984年）：这个周期按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改变了过去商品集中统一管理的格局，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主要是调整了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了商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发展了计划购销、市场购销等多种形式，并且打破了国有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形式的流通格局。 第二周期（1984—1987年）：这个周期围绕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对流通领域的企业结构、批发体系、价格制度、经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束缚，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促进了流通体制向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 第三周期（1987—1992年）：这个周期根据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要求，积极发展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商品批发交易市场，初步形成了具有批发零售、期货现货、有形无形市场相结合的交易体系。同时，对生产资料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计划管理的品种、数量大幅度减少。物资企业开始以较快速度走向市场。 第四周期（1992—2000年）：这个周期是依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进一步加大流通领域的改革力度，特别是粮食、棉花、成品油等的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流通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推进以连锁经营、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等重点的流通现代化。应对加入WTO的挑战，加大开放力度。 根据流通体制改举与流通产业发展的需要，1982年，把商业部、粮食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为新的商业部，形成了商业部（生活资料）、物资部（生产资料）、外贸部（进出口）三足鼎立的流通行政管理格局。1993年，国务院决定把商业部、物资部合并，成立国家内贸部，统一管理国内贸易，形成内贸与外贸二足鼎立的格局。在这一时期内，1984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的方案》，1995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 到2000年，中国流通业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全国1200多种政府指令性管理的重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除粮食、烟草、盐、重油、食糖等少数品种外，全部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并初步形成了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第二，初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流通所有制结构。从清一色的国合流通经济，向多元发展，1999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占18.2%,集体占15.6%，民营占45.1%,外资占1.6%。在2000年流通业就业人数中，非公经济占82%，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流通业成为民营化最快的行业。 笫三，告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短缺经济。根据当时中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0多种商品统计，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90%。200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58.6亿元上升到39105.7亿元。 第四，培育了多功能商品市场体系。1700多万个网点构成的零售市场，8.1万个商品批发交易市场，上海、郑州、大连交易所构成的期货市场，连锁超市、无店铺销售、配道代理开始起步。 第五，进出口贸易稳步上升。货物进出口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上升到4742.9亿美元。 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如果说，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允许外资有条件进入中国市场，设立深圳、厦门、宁波等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第一个里程碑的话，中国加入WTO是第二个里程碑，2013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一带一路”则是第三个里程碑。正是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赢得了十年高速发展期。2001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3.7%，大大低于美国的32.6%、日本的13.6%的水平。中国的出口与进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4.3%和4.0%，大大低于美国的11.9%和15.2%、日本的6.6%和5.9%的水平。中国有近13亿人口，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还不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三十分之一。但到2010年，中国GDP已占全球的9.2%，超过德国、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十五”年均增速9.7%，“十一五”年均增速高达11.26%,人均GDP增加到4515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8万亿元，十年年均增长14.95%，货物进出口总额2974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货物进出口大国。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分销服务业全部开放，但规定了3~5年过渡期，分销指的是商品或劳务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整个过程，以及取得这种商品或劳务的所有权或帮助转移其所有权的企业或个人的总和。分销业包括佣金代理服务、批发、零售、特许经营。这对中国流通业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狼真的来了，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下转A6版) □ 丁俊发 (上接A5版) 2011年，中国还缺少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大流通格局尚未形成，流通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流通结构、流通方式、流通设施、流通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挑战主要体现在传统的流通体制、散小差的流通企业、落后的流通方式、缺失的法制环境以及流通基础设施，流通信息化、标准化、专业人才满足不了需求。比如，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1999年世界50强企业中，批发零售企业有16家，中国没有一家进入。2011年，沃尔玛跃居500强之首，销售额超过2200亿美元，而中国前20名进出口商销售总和才615亿美元，美国前50名零售商的销售额占全社会的20%以上，而中国最大273家零售商的销售总额只占全社会的3.8%。 但压力可以变成动力，在加入WTO的十年中，中国流通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一，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期，加大了与国际接轨的力度，融入世界经济，引进来，走出去，扩大开放城市与开放区域，并制定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世界500强大部分在中国设点开厂，推动了中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物流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加大市场化推进力度，初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业态、多功能，城乡一体，内外贸一体的流通总格局。流通业成为当时市场化率最高的产业，已接近90%。 笫三，高度重视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的流通方式，提升流通功效，引导生产，促进消费，增加就业。2010年流通业的增加值4.4万亿，已占GDP的10.7%，占服务业增加值的24.4%，就业人数超过一亿，奠定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地位。 与此相适应，2003年3月，根据加入WTO的形势，为有利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以及内外贸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决定成立商务部。从此，结束了长达50年内外贸分割的流通体制，开启了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流通业发展新阶段。 转型升级阶段（2011—2020年） 加入WTO以来，使中国获得了十年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越来越大，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资源、环保、市场、体制、自主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越来越严重，土地、人口红利等优势大大削弱，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己经不可取，中国经济出现了新常态，必须要有新思路、新模式。2012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觉中央，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 2013年11月9~12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是进入新阶段一个根本性标志。《决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决议》要求，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党中央与国务院又提出了京津翼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自贸区建设，设立雄安新区等一系列战略设想。 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2012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以及“十二五”“十三五”内贸流通规划和《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对中国流通业的改革与发展进行总体部署。《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现代流通方式加快发展，流通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但总的看，我国流通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网络布局不合理，城乡发展不均衡，集中度偏低，信息化、标准化、国际化程度不高，效率低、成本高问题日益突出”。 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意见》要求，到2020年，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流通产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引进现代物流和信息技术，带动传统流通产业升级改造，大力推广并优化供应链管理，将信息化建设作为完成发展现代流通产业的战略任务，鼓励流通领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创新。加快商业诚信体系建设，推进法制营商环境的形成。加快推进大流通、大市场建设，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深化流通领域改革开放，进一步提高流通产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从总体讲，这一时期中国流通业的体制改革与产业发展，重点突出以下重点： 第一，明确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产业。 第二，明确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高效、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让市场真正成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用信息化与现代物流两个动力，推进传统流通业升级改造，加大创新驱动力度，重点是“互联网+流通”“互联网+高效物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线上线下互动，推广供应链管理，降本增效，引导生产，促进消费。 第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求结构。2016年12月14　~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五，大力推进商贸法制环境改善。以法治商、以法兴商、以法建商。 第六，抓住经济全球化战略机遇期，敢于并善于整合全球资源，推进“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建设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 2016年，我国发展面临国内外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万亿元，增长6.7%，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3万亿，比上年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全年电子商务销售超过26万亿，其中网上零售额5.15万亿，比上年增长26.2%,网上商品零售额4.19万亿，增长25.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6%,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4.33万亿，比上年下降0.9%。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要拉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到51.6%。2016年，走过的路很不寻常。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七年来最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突发多发的外部环境，面对的是国内结构性问题突出、风险隐患显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多重困难，面对的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多的复杂局面。这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中国经济有潜力、有韧性、有优势，中国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好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业的新征程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流通业面临新的形势，建党、建国两个百年的目标必须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添加新的动力。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与机遇并存。 流通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如果说流通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决定了它的基础性，那么流通产业的先导性主要在于：第一，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与CPI（物价指数）都是流通领域的指数，但这两个指数反映的却是国民经济的全局。第二，流通产业在生产与消费中间，一方面消费通过流通引导生产，另一方面生产通过流通促进消费，流通业反映的是对商品与服务通道的掌控力与对国内外市场的掌控力。流通产业一手托着两头，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血脉和神经。 2015年11月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推进内贸流通现代化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同志做出批示，要求“切实把现代流通业打造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汪洋同志在大会上指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迈进”。 从流通大国到流通强国，需要新的流通革命。流通革命是随产业革命的推进而向前的，是随科技革命的推进而变革的，是随管理革命的推进而创新的。工业4.0、互联网、供应链对中国流通业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将进入流通4.0时代，而新的流通革命将对中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同志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致贺词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互联网真正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2016年10月9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 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业向何处去？ 2016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提出了“新零售”这一慨念，有的人把它作为中国流通业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央对流通业提的是大流通、大市场，在中国加入WTO时，零售只是分销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宏观讲，中国现在需要一场新的“流通革命”，可以把零售业作为突破口。 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副标题是“对美国的教训”，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1亿多日本人，挤在一个资源匮乏、狭而长的岛上，经过了二战的打击，经过不到半个世纪的发展，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日本的气息。如何解释日本的成功？众说纷纭，而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的分析很有意义，他认为，日本的成功不是由“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模仿美国技术”“无情的贸易竞争”“阴险的日本商人”“只会工作的经济动物”等说法所能阐明的，日本经济的崛起，乃是将中国孔子的儒家伦理同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应用所致，或者说是日本成功地熔铸了“合金主义”的结果。其中“流通革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流通业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适应，传统流通经过1945—1960年日本经济恢复时期，1960—1970年经济增长与贸易立国时期，1970—1980年科技立国时期，以及1980—1990年的创新发层时期，全力向现代流通迈进。日本经济的发展从来没有离开流通的现代化。 就零售业来讲，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零售革命以百货商店的诞生为标志。1852年法国人阿里斯蒂德创设了全球首家百货商店——博马尔谢百货商店，标志着零售业态从过去分散的、单一经营的商店发展为综合经营各类商品的百货商店。 连锁经营与超市的产生是继百货商店出现之后零售业态的第二次革命，1859年在美国成立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连锁商店。连锁经营对零售业的革命性贡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连锁经营要求企业经营和营业操作高度统一化、规范化和标准化；二是连锁经营的经营模式具有以数量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特点；三是传统的零售企业要同时承担两种职能，即采购和销售，而连锁经营则使零售商业实现了这两种职能的专业化分离。 20世纪30年代，超级市场产生。1930年8月由美国纽约市的迈克·加伦（Michael　Gallen）创立的金·库仑食品商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超市。超级市场以其开架自选的购物方式、适合消费者日常消费所需的商品结构、低廉的商品价格、在出口处集中付款的结算方式以及接近广大消费者住宅区的商业网点布局，既使商家实现了薄利多销，也使消费者实现了劳务费用的节省，因而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后来又相继出现了仓储式商店、专卖店、折扣店、步行商业街、购物中心等新业态。这些都可以归为第二次零售革命。 零售业的第三次革命是电子商务的出现，无店铺销售的兴起，特别是随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网购进入生长期，改变商品的销售方式，也改变了居民的消费方式。现代无店铺销售，一般认为起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比较显著的发展。1997年7月，美国政府提出《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同年12月，美国与欧盟发表有关电子商务的联合宣言，1998年5月，WTO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庆祝多边贸易体制50周年时，发表了《全球电子商务联合宣言》。电子商务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商品流通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的流通企业模式以及资金支付模式。 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电子商务在流通领域大力推进，通过互联网搭建一个无限大的市场，供需双方可以不经过实体店，在网上交易，后来又延伸服务链，解决资金结算、物流配送、大数据分析等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现在又在推进线上与线下零售业的融合发展，一举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购国家。 在这种大趋势下，马云提出零售业进入“新零售”的概念，即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数据驱动泛零售业态。马云认为“纯电商时代很快会结束，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只有新零售，也就是说，线上线下和物流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诞生真正的新零售”。对“新零售”这一概念及当下世界零售业是否由中国带领将进入第四次零售革命，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当下世界零售业面临重大挑战，从业态、功能、模式，将发生颠覆性变革，这些要素主要是：其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提升了零售业科技含量；其二，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成新趋势；其三，供应链集成成为新模式；其四，线上线下、虚拟与实体，全渠道成为新常态。但中国能否引领世界零售业进入第四次革命还需看发展的进程，但笔者确信，工业4.0时代伴随的是流通4.0时代，零售4.0时代即将到来。 笔者认为，中国零售业的革命是中国流通业的缩影，中国的批发业、进出口贸易、佣金代理与特许经营也将发生巨大变革。互联网与供应链将加速产业变革，也将加速产业融合。 制造业在变，以海尔为例。 互联网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比以往更加激烈，从而对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对变化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企业不再是管理生产流程，而是管理用户需求，随着用户购买方式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市场竞争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为适应市场竞争并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海尔的供应链管理先后经历了供应链整合阶段、供应链再造阶段和供应链转型阶段三个阶段。 海尔集团对业务流程进行调整，把原来各事业部的采购、配送、销售业务全部分离出来，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供应链中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进行全面规划，整合成立商流推进本部、物流推进本部、资金流推进本部，实行全集团统一营销、采购、物流配送和全面预算，这样就形成了直接面对市场的、完整的核心流程体系和3R（研发、人力资源、客户管理）、3T（全面预算、全面设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支持体系。 打造“一流三网”的同步模式，“一流”是指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三网”分别是全球采购资源网络、全球配送资源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围绕订单信息流为中心，将海尔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整合在统一的平台上，从而使供应商和客户、企业内部信息网络这“三网”同时开始执行，同步运动，为订单信息流的增值提供支持。海尔积极探索端到端的供应链优化，从端到端协同、端到端可视化、端到端响应速度三个方问实现了供应链转型升级，建设互联网时代下的开放的供应链生态圈。 海尔应对互联网时代挑战，又及时提出了“三个无”的转型：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 企业无边界：就是企业的平台化发展，体现在开放交互。所谓开放，就是从原来封闭的体系，变成一个开放的体系，整合全球一流的资源和不是局限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所谓交互，就是从原来企业内外的博弈变成一个交互关系，需要和各个方面进行交互，通过交互来增加价值。 管理无领导：体现在人人创客，让员工创客化。互联网时代，将传统的在指令下的创新颠覆为自创意、自发起、自组织的为用户体验的创业，激发每位员工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家。 供应链无尺度：首先是中心的转换，过去是以企业为中心，现在必须要以用户为中心。过去用户是购买者，现在颠覆为主动参与的体验者。把用户当成企业的战略资源，而用户需要的不是价值传递，而是交互价值，是价值的共同创造。 流通业在变，以鲜易为例。 河南鲜易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先后经历了物流企业、企业物流、供应链企业到平台型企业的发展阶段。目前，鲜易供应链定位于中国温控供应链集成服务商，以产业生态为基础，将温控供应链服务嵌入生鲜产业链，主营业务涵盖温控仓储、冷链运输、冷链卡班、城市配送、集采分销、供应链金融、保税物流、流通加工等服务内容，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温控供应链系统服务解决方案。 鲜易供应链依托网络化温控物流平台，以数据信息为载体，以物联网技术和供应链金融为核心服务手段，构建云仓网、运输网、城配网、信息网，围绕供应链优化，打造集采分销平台、冷链物流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引领整合产业资源，帮助客户实现商流、物流、信息流及资金流同步，打造统一、安全、高效、协同的温控供应链系统。2015年9月，李克强同志到鲜易供应链视察，对企业的模式创新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在这里笔者发现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兴经济和传统经济的融合，培育了新的发展动能”，称赞“鲜易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是时代的弄潮儿”。 谁控制了流通，谁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把流通问题从理论到实践真正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基本建成了。流通的现代化关系到中国能否从大国变成强国。进入21世纪，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但世界复杂多变，中国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要守得住，也要攻得下。建设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中国要有大国担当。路上会有疾风暴雨，更会有山花烂漫，在流通领域，百舸争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让我们一起去拥抱新世界。 （作者系中国流通G30成员、享受囯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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