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半程,乡关何处:城镇化浪潮中三类迁徙路线图 中国的城镇化，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无数中国人在乡村、城镇、城市之间流动，有的进入，有的退出。岁末年初，记者走访了三类迁徙路线的代表家庭，即从农村到乡镇、县城的就近城镇化，从农村到大中城市的城市化，从城市返乡的“逆城市化”，截取他们过去一年乃至几十年的个人、家族变迁故事，展现每个人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如何寻求安身之所、向往美好生活走得出大山，抹不去乡愁 安仁县城，龙祥斌和父亲、儿子三代人在购置的商品房小区门前。 走出大山，是龙祥斌一家的家族迁徙史“主线”。湖南郴州市安仁县灵官镇莽山村人龙祥斌，一直清楚地记得，20年前的那个春节，全家刚刚从山里搬到镇上，在新家第一次吃团年饭，第一次守岁，那是新生活的开始……莽山村是一个边远贫困村落，属于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那里山高林密耕地少，当地流传说“出门就见坡，石头一窝窝”。龙祥斌的母亲谭美兰说，原来住在山上很艰苦。地里的产出，挑出去卖要走20多公里山路，经常凌晨出门，半夜才能回来。1997年，地方政府在灵官镇的一块荒坡上，统一规划建设“移民新村”。莽山村几乎整村搬迁，总共约有110户村民搬离大山，家家户户住进了3层楼房。搬到灵官镇后，莽山村人起初并不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下子变成了每天大门一开，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得花钱。习惯了从地里刨生活的农民，学着给别人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谭美兰在集市售卖自家酿制的米酒，她的丈夫帮人盖房子、打零工。很长一段时间，谭美兰总是念念不忘山上的家：瓦房是不是漏雨了?地里的竹笋、树上的板栗是不是可以收获了?慢慢地，村民们也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包括读书、就医、赶集。以前在山上时，学校离得远，遇到下雨下雪天，路阻难行。太小的孩子走不了山路，要到七八岁才读一年级。搬下山后，村里的小孩普遍实现了适龄入学。谭美兰有3个儿子，他们相比父辈走出大山更远。17岁那年，最小的儿子龙祥斌初中毕业后，跟随哥哥第一次离开安仁县，去往广东东莞，在一家“利怡木线厂”打工，每月工资700元。南下广东打工，如同很多农村孩子的“成年礼”。安仁县位于湘南地区，邻近珠三角，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当地农村的刷墙标语，有这样的口号：一人劳务输出，全家脱贫致富。“17岁以后居无定所，基本都在外跑江湖。”龙祥斌说。他还做过人力资源，给企业招工，一年有三四万元收入。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大量工厂倒闭不招工，他又干起了木工老本行。2010年，积累了一定资本的龙祥斌，回到安仁县创业。然而，做木工是一把好手，做生意却并不顺利。他代理销售牛奶，因为一次性进货过多，产品没有销售出去便过期，亏损了两三万元；跟着别人炒现货白银，“投进去2万多块钱，几个月就全亏了”。尽管吃了几次亏，龙祥斌并不灰心。他的人生哲学是，赚了钱就投资，没钱了就再去打工，前提是不能负债太多，要稳稳当当，在可承受范围内。让他觉得值的投资，是在县城买房。2013年，龙祥斌看中了安仁县中央商务区的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房价是每平方米3300元，他找亲戚朋友筹借8万，付了全款。“有了房子，就没了后顾之忧。”龙祥斌说，在县城买房，主要是为小孩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自己再去挣钱，辛苦点也无所谓。龙祥斌有一对儿女。儿子小荣2009年出生，现在安仁县城思源实验学校读小学。龙祥斌外出打工的日子，小荣成了“留守儿童”，由爷爷接送上学、做饭。以至于父子俩在一起时，小荣总是盯着动画片看，和爸爸没有太多的交流。2016年，小女儿降生后，龙祥斌决定留在家里多陪陪孩子，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没有外出打工。空闲时，镇上谁家盖房子，他会帮着做泥水工，每天挣100多元工钱，双手因此还磨出了水泡。新的一年开春后，龙祥斌准备再次启程去广东。他的长远计划是，争取早日回家乡发展，如果有钱了，为莽山村做点事，比如开发乡村旅游。如今的莽山村，仍常住有30多户没有搬下山的村民，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走出大山已经20年的谭美兰，习惯于每两个月去莽山村“打个转”。因为在那里，有她挂念的竹笋、板栗，更有“莽山村人”难以抹去的乡愁。 跨过城市和乡村的界线 长沙，周福海、周东海兄弟在创业开办的早餐店。 湖南长沙市湘府路湘府十城小区，临街有一间不起眼的早餐店。开业几个月来，成为周边很多居民和上班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去年12月底的一个周日，临近上午10点打烊时，还有顾客穿着睡衣下楼买包子。听说早点已经售罄，有人和店主开玩笑说，“下次记得帮我预留几个”。早餐店店主周福海、周东海是一对孪生兄弟，名字取“福如东海”之意。这家15平方米的小店，是兄弟俩创业的起点。对于他们的父亲周文辉来说，则有着更深远的意味。周文辉的老家，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欧江岔镇。“就是益阳和长沙交界的地方。”他总是爱用这样的表述，来形容家乡的位置。而迈过这条边界线，融入省会长沙，他用了足足20年。20多年前，农民周文辉在老家种着4亩薄田。粮食价格不景气，除去买农药、化肥的开支，基本没有什么结余；养鱼，因为涨洪水遭受损失；喂猪，猪价又遇“过山车”——他几乎赶上了农业“靠天吃饭”的所有问题。“在农村靠种田的收入，没法子生存下去了。”1997年，过完春节后，周文辉和妻子决意逃离土地的束缚，跨过那条城市和乡村的界线。 第一处落脚的地方是长沙雨花区高桥大市场。位于长沙城东的高桥街道，商贸、物流行业发达，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有18万，其中本地户籍人口只有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人聚集地。雨花区怡园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他乡美”新市民俱乐部创始人游端霞说，当时外来进城人员涌入长沙找工作，缺乏生活、生产技能，有的不会使用液化气，有的过马路不会看红绿灯，有的语言不通，难以和本地人交流。周文辉两口子要在城市谋生，只能靠勤劳的双手。最初，周文辉在高桥大市场，骑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搬运建材。搬运一块1.22米乘以2.44米的大型板，每上一层楼收费5毛钱，一天能有几十元收入。他的妻子在高桥大市场卖早餐，每天天亮前2小时起床准备，然后在市场和建筑工地两头跑，一边各卖六七十份炒粉。一份炒粉2块钱，可以赚8毛钱。靠着一件一件搬运，一份一份炒粉，两口子总算在长沙有了基本收入。然而，刚刚好转的生活却遭到当头一棒。2004年，一次意外触电事件，导致周文辉手脚截肢，丧失劳动能力。 本文地址：人生半程,乡关何处-城镇化浪潮中三类迁徙路线图http:/www.606212.com/a/141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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